文/孟 醒炒股配资之家
104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这一事件的亲身参与者在当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它的重大意义，以至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包括参与其中的人物等，在这个组织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都难得出一个一致的说法。就连亲历者的回忆也时有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变化，结果就形成中共一大的诸多谜团。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相关研究者爬梳考证，新说丛出，争论不断，但在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
本文试图从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利用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解开中共一大的诸多谜团。
中共一大开幕日期谜团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早已成为惯例。因此 “七一”就被当然地视作共一大开幕的日子，而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对于中共一大开幕的日期，存在着 6月、7月1日、7月23日、 7月底等多种说法。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末，党史专家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根据尚健在的亲历者的回忆，再参照代表行踪、会场被法租界警探搜查记录等，最终考证出中共一大开幕的日期是 7月23日。其中，陈公博于大会闭幕后不久所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成为推断出中共一大开幕日期的重要一环。因为此文写于会议结束后不久，其回忆的准确性就比较高。据陈公博记述，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在 “到上海的翌日”，即中共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上——会议开幕当天，而陈公博抵达上海的日期则为7月22日。由此即可推断出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为 7月23日。
对于建党日期，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曾提出过“6月说”。只不过他后来又改变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的记忆并不完全可靠。邓中夏与李维汉等也曾持“6月说”。这一说法的来源是上海临时中央发出的通知，通知上确定的开会时间是6月30日。但到了 6月底，只有少数代表抵达上海，会议不得不改期举行。可以判断，将通知开会的时间当成实际开会的时间，才出现了 6月的说法。 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了发刊词，原有 “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该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六月 ”二字被删去了。后来，毛泽东也察觉到“六月”建党说存在偏差，又改为7月建党。当时在延安，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出席了中共一大，但他们只记得是在7月份，仍不能定下确切的日期，于是就象征性地选择了7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
实际上，建党纪念日和党的生日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讲话中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周岁，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 1941年7月1日，庆祝建党 20周年。这个日期在 1941年6月被载入中央文件，“七一 ”作为党的生日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
将中共成立日期定在7月1日，一方面是当事人记忆上出现了偏差；另一方面是因为建党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不可能有可靠的公开记录，尤其是会议中间有巡捕闯入打乱了原定议程，导致会议转移地点并提前结束，从而为记忆的偏差留下了方便之门。即使当时有记录，也可能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文件档案保存制度以致损失，也可能因为保密的需要而主动损毁了，或者因为环境的严酷而不能保留下来。此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活动将最终创造一个伟大的组织，并导致一个新政权的诞生，以至他们没有留下个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录。
1980年，《人民日报》载文给出了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算是对党史专家多年努力的肯定。在1981年纪念建党 6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 7月23日。
因此，中共一大的日程表大致如下：
7月23日开幕，召开第一次会议，制定议事日程并听取汇报。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听取代表的汇报。
7月25日-26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
7月27日-29日，连续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30日夜，第六次会议因侦探闯入和其后的租界警察搜查而中断。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谜团
在嘉兴南湖这最后一天，也即中共一大闭幕日是哪一天，又出现了分歧。很显然，7月30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天的夜间，转移到嘉兴南湖需要时间来操作。至于是哪一天，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说法。
对于7月31日，有多位代表的回忆作支撑。之所以记忆这么清晰，就是因为侦探闯入这一突发事件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
质疑者认为，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下，安排好第二天的行程，时间太仓促，恐怕来不及。支持者认为，当时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个别代表虽分散他处，但相距并不远。即使不是分头通知，仅由一人传递信息也来得及。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 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到达时间是10时25分。这一点，与包惠僧的回忆也相吻合。这就是说，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无论是时间的充裕，还是乘车的条件都是完全具备的。尤其是在那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越是迅速地转移到别处就越安全，第二天一早当是最好的选择。
陈公博虽然没有去嘉兴南湖，但他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却给出了去南湖的确切日期。他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这样的夜半插曲，足以令陈公博印象深刻。
周佛海在《往矣集》里提到同一件事时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 ……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正因为受到此事的惊吓，陈公博夫妇没有去嘉兴，而是去了杭州。
将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与上海《申报》《新闻报》当时的相关报道相对照，就发现这一天正是 7月31日。
但张国焘等人回忆说，“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张的说法如果属实，那么大会闭幕的日期就应该是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讯》报道，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南湖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 ……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这样的气候条件显然不适合在游船上开会。如果遇到了这种天气，就像在上海遇侦探闯入一样，代表们不可能不留下印象。可没有任何一位代表在回忆中提到遭遇了风暴。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在这场风暴到来之前，最后一天的会议早已结束，代表们也早已离开了南湖。
8月2日的说法，来自布置开会游船的王会悟的回忆，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材料来印证。
8月5日的说法，源自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信件明确提到会议在 8月5日闭幕，并解释说 “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进程”。在这里，斯穆尔基斯并不是大会的参加者，他只是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传话人。有关8月5日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尼克尔斯基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报告，预定的闭幕日期在8月5日。此后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不得不匆忙结束。尼克尔斯基和马林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的会议也可以作为一个反证，证明这是事前的报告。
即使开幕日和闭幕日的日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仍有人提出，在中共一大与党的成立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之所以将中共一大与党的正式成立之间画上等号，是源自毛泽东后来的政治影响，并明确说党的成立在前，中共一大召开在后。其根据就是，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即在上海开始了建党活动，这个组织名称就是 “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也开始了建党活动。这也是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说的来源。另有 “南谭北李中间陈”的说法，这里的 “谭”指谭平山。谭平山几乎同时在广州开始创党活动，其标志就是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
围绕中共一大会址的谜团
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当年是明确的，就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租住的房子里。可具体在哪条路多少号，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说法，结果导致会址谜团的产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大局已定，终于有条件确认自己组织的诞生之地。1950年夏末秋初，上海市市长陈毅交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去寻访中共一大会址。这个时候，离中共一大召开已过去了近30年。其间，屡经战乱，当年的建筑是否安然无恙，实在是一个未知数。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成立了一个以姚溱、沈子瑜和杨重光为主要成员的寻访小组。
不久，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特批杨淑慧出狱协助寻找。杨淑慧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她说周佛海在回忆录《往矣集》里，记载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情况。沈子瑜在图书馆中查到了1942年出版的《往矣集》。书中说：“在贝勒路李汉俊家，（中共一大）每晚开会。”
正是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杨淑慧与周佛海开始恋爱。那时，周佛海常带着杨淑慧去李汉俊、李达的家里，再加上杨淑慧本人就住在上海，对那一带的情况自然熟悉。抗战期间，周佛海附逆，他们仍生活在上海。因此，杨淑慧是最合适的寻访人。可杨淑慧已记不清门牌号码，而且当年的贝勒路连名称都变了。几十年来，街道格局的变化虽称不上翻天覆地，但在杨淑慧这个老上海眼里也堪称巨大。当年李家门前还是一片菜地，现在却是成片的房屋。因此，在几天时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趟，杨淑慧仍不能确定到底哪所房屋是李汉俊当年租住的居所。直到有一天，杨淑慧站到贝勒路与望志路（今兴业路）的交叉口，看到 “恒昌福面坊 ”的大字招牌，才终于认定今天的兴业路76号就是李汉俊曾经住过的地方，也就是当年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
为了确定这个地址的真实性，中共一大的参加者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后来又受邀前往核实。在毛泽东、董必武看了上海市委上报的审定材料后，中共一大会址最后得以确认。
与地址相关联的谜团则是会场为什么会有法租界侦探突然闯入，后又遭到搜查。简单地说，是因为当年的外国人即使在东方大都会上海数量也并不多，其行动颇为引人注目。如果是偶尔出现，过去也就过去了。可开会时，一连几天有外国人进进出出，自然引起了法租界警局的注意，尤其是马林的一蓬很显眼的大胡子。另外，有资料显示，日本警视厅在6月就得到了会议要在上海召开的情报。尽管这份情报没有标示来源，但其最可能的来源应是上海的机构或个人，其间又掺杂着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情报交流。再联系到1921年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法租界宣布的取缔集会条例。这个条例制定的背景是不是和中共一大有关，虽然不能妄下结论，但它发布的时机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侦探搜查迫使会议转移会场，并在没有完成预定议程的情况下于嘉兴南湖匆忙结束。突发事件是造成中共一大诸多谜团的直接原因。
中共一大代表人数谜团
如果说对于开会的时间因为记忆有误等诸多因素，开会地点因为时代变迁等一系列原因，一时无法确定，其中更多的是客观因素；那么，代表人数的种种说法，其间的主观因素就明显要多一些。
客观地说，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对于这个第一次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第一次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才愈益加重了其砝码。那么，这个第一次的代表也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位置。正因为如此，代表人数是13人，还是 12人、11人、10人，才在多年后随之出现并成为问题谜团。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陈公博（代表广州），周佛海（代表旅日党组织）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再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者共15人。
当然，这一人数的确定过程并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说 ”的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 ”的来源有多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 1936年秋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清晰的代表名单。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仍说是 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说法也就带有了权威的意味。
在此之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共一大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的说法就靠后了，或者说被人为地回避，甚至有意识地忽略掉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且在列出的名单里去掉了何叔衡。他为什么要选择性地去掉何叔衡？张国焘给出的理由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何叔衡是位 “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何叔衡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离开了，所以不能算作正式代表。
这其中，董必武的看法在13人和12人之间是有变化的。在1959年之前，他一直坚持 13位代表的说法。他在 1937年接受尼姆▪威尔斯的访谈时，还给出了 13位代表的名字。此后，他多次的相关谈话都说是13人。1956年，他仍然坚持说：“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人，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1959年，董必武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的苏共移交的有关中共一大的材料，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 12人。他认为，“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并说，“我过去对中共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 ‘十三人说’，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举行的闭幕会议，上报共产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里自然没有他的名字。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2人说”就成了定论。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则排除了包惠僧。他排除包惠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李达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 ……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又不是代表。董必武同意 “12人说 ”之后，也说道：“广州市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这么一来，“12人说”几乎成了不可移易的真理。
那么，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包惠僧身上呢？其中的原因确实耐人寻味。首先一点是为了证明毛泽东 “12人说 ”的正确；其次是因为包惠僧后来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新中国成立势所必然的时候，仍驻足澳门观望。另外，是不是包含对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陈且说包惠僧可以代表自己有反感？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代表质疑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一个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
“11人说”则是将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0人说”的理由是，何叔衡提前走了。在遭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之后，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李汉俊、陈公博又未能赴会，最后的代表是 10人。
“南陈北李 ”为何未参加
说到中共一大代表问题，“南陈北李”是绕不过去的。他们两人是中共的最早创始人，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但他们为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又是一个谜团。
据说，召开中共一大的通知发出时，陈独秀正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着大学预科校长。广州小组开会决定代表时，陈独秀说，自己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无法脱身。并当场委派正在广州向其请示工作的武汉小组成员包惠僧参加大会，另一人选则指定了陈公博。鉴于当时陈独秀的威望，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包惠僧回忆说：“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
如果说脱不开身是托词，不如说是借口更合适。要知道除非你是职业革命家，哪个人没有工作在身？工作和代表大会两相比较，哪个更重要？在陈独秀这个党的主要创始人心里不可能没有想法。不过他的想法并没有在年轻的同志们面前表现出来，那就是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召集代表大会，要控制中国党的活动，心有不满。这一点从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中的诸多不愉快中很容易看出来。但也有人说，陈独秀觉得没有事先和他沟通就通知开会，是突然袭击，是对自己的轻视，因而以不出席或明或暗地表示一种有限度的抵制。
李大钊又为什么没有出席呢？他当时连北京小组推选赴会代表的会议都未参加，更别说出席在上海的会议了。同样是在这次北京的小组会上，邓中夏、罗章龙虽然出席了会议，但他们都声称自己不能去上海开会。起码，在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认为将要召开的会议有多么重要，当不当这个代表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最后，张国焘和刘仁静被推举为北京小组的代表。
对于李大钊没有被推举为代表，张国焘解释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刘仁静则回忆说：“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当时，李大钊是北京小组的领导人，且人在北京，怎么会不参加小组的会议呢？按照张国焘的说法，时值假期将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过于繁忙，一时难以脱身。原因似与陈独秀相同。但也有研究者称，李大钊未能出席中共一大是由于他受伤住院。
事情起因于1921年3月，北京教育界因校方拖欠薪水而发起了索薪运动。当时，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八所公立学校成立了北京国立专门大学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北大教授马叙伦是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是联席会议新闻总办，在马叙伦有事或生病时代理主席职务。
在6月3日的请愿中，马叙伦被军警打成重伤，李大钊被打至昏迷，均被送入医院。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李达、李汉俊发出会议通知时，李大钊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因此无法参加北京小组的代表推选会议，同时也就失去了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
但是，稽考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回忆录和李大钊的好友胡适写于那个时期的日记，都没有李大钊住院的记录。那么，李大钊究竟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至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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